拍卖吉祥车牌，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对于车牌拍卖行为的盖棺定论迄今尚未形成，有人毁之有人誉之。车牌拍卖是否正当，关键要看目的是否正当、钱用在何处。是故，阜阳和六安的那笔“救命钱”需要尽快动起来，顺畅地用到交通事故受害者身上。
7月16日，阜阳历史上最贵的车牌诞生，“皖K88888”拍出102.8万元。近年来，“天价车牌”常常出现，但并非每个人都知道，拍卖所得的钱款须纳入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实行专款专用。经过几年的积累，这笔“救命钱”数量不小，却一直在“睡大觉”。
车牌有偿选号，不是新鲜事儿，湖南、浙江、广东等地也进行过吉祥车牌的拍卖。但是，对于车牌拍卖的盖棺定论迄今尚未形成，毁誉参半几乎伴随着整个发展过程，反对者认为于情尚可，于法无据；支持者认为既然是公共产品，就可拍卖，关键看钱的最终去处。
细较之下，我是赞成拍卖的。一方面，各地“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捉襟见肘，如何多方筹集资金，让“特殊”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损失降到最低，是公共服务绕不开的话题。另一方面，富裕阶层通过车牌号拍卖，在满足心理需求的同时，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救助基金”注入资金，也善莫大焉。
其实，在香港也有拍卖车牌的政府行为。如2008年2月，香港特区组织拍卖了38个车牌，其中一个车牌拍出1650万港元的天价。但香港人对车牌拍卖并不反感，因为拍卖所得在扣除开支后，全部拨入政府奖券基金作慈善用途。宏观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正如清华大学余凌云教授所指出的：将拍卖车牌所得用于救助基金，这种目的的正当性使拍卖行为也具备了正当性，它对于法律是无损害的。即便吉祥车牌是公共资源，但毕竟是所有车牌中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失去获得吉祥车牌机会的同时，换来了救助交通事故受害者这一更大的利益。
但是，在肯定车牌拍卖的同时，必须澄清一个前提：拍卖所得必须全额透明地用到救助交通事故受害者上，也就是余凌云教授所说的目的的正当性支持行为的正当性——如今这笔资金长年闲置，无疑让拍卖行为的正当性受到质疑，甚至还令人怀疑，政府部门在扩大财政非税收入上非常积极，而在“用之于民”上相当迟钝。
关于“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早在2010年1月就正式施行了，该办法对救助基金的筹集、垫付费用、基金管理、法律责任等等，都作了详尽规定。这应该是各地出台“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办法的依据，也是落实和执行救助基金使命的命令。
所以，期待阜阳和六安的那笔“救命钱”尽快动起来，顺畅地用到交通事故受害者身上。于法理而言，这也是车牌拍卖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必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