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晚７时许，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溘然辞世。霍英东生前曾说：“人生就像一场中国大戏，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戏演完了，我们就把外衣脱下，光身子来去。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他在自己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努力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商界天才；一位连接内地与香港、见证中国内地与香港逾半世纪沧桑巨变的爱国实业家；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
霍英东生前足迹遍及珠三角，与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也结下了不解之缘。11月2日至3日，原市委书记李灏等老领导和老同志，向记者回忆了他们与霍英东先生在深圳的交往。
霍英东参加深圳市政府会议从不缺席
“霍英东先生既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老师。”１１月３日上午，老领导李灏向记者谈起霍英东先生时这样说。他翻看着原市接待办副主任张国英带来的许多照片，“这张是我和霍英东去深圳电视台考察时照的”，“这张是霍英东来参加特区十周年庆典时照的”……李灏的记忆随着这些老照片，也一页一页地翻了出来……
“我和霍英东先生认识应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式交往是在1980年，那年我在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工作，带队去香港考察，香港中华总商会宴请考察团一行，宴会上霍先生同我坐在一起，我们就香港和内地经济交流的很多问题交换了意见。”李灏说，这次会面加深了两个人的友谊。
1983年，李灏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主持首都宾馆建设项目。这个项目是霍英东先生提供无息贷款建设的。每次霍英东去北京，都要和李灏见面，对首都宾馆建设提出很多建议和指导。1985年，李灏调到深圳工作，与霍英东的交往更加密切，每年深圳荔枝节及其它重要活动，霍英东都要过来。1987年，深圳聘请内地和香港十多位专家和实业界人士出任顾问，霍英东就是当时香港的６位顾问之一。“市政府重大决策，都要听取顾问委员会的意见，每次开会，霍先生从不缺席，为特区建设献计献策。”李灏说。
深圳石破天惊拍卖土地来自霍英东的建议
“霍英东外表平凡，看上去不像什么风云人物。”李灏说，“他为人也很低调，平时言语很少，但就是他，提出了最有价值、甚至是石破天惊的建议。”
改革开放之初，资金短缺成为当时深圳发展的一大瓶颈。来自市国土局的一份历史资料显示，1985年，政府要搞“七通一平”（土地前期开发）的费用很大，市政府向银行举债6.5亿元，每年要还利息5000万元人民币左右。当时罗湖区和上步区这一片的开发区已基本建成，眼看还款期到了。既要还付利息，又要开发新区，到哪里去弄钱？
有一次李灏和霍英东谈到这个问题，霍英东说：“土地不是钱吗？”霍英东介绍说，香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财政相当大比例就是靠土地转让收入，港府十分珍惜1066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把全港土地收归政府。在全面规划和初步开发的基础上，采取高地价政策，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为港英政府获取巨额收入。在高峰年代的1980至1981年度的卖地收入，占到当年政府总收入的37%。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也平均有17%。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政府通过供应和拍卖经过规划的土地，有效地控制着整个城市建设，控制了基建规模，刺激并带动了金融（房地产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31.6%）、股市（房地产股票和与房地产有关的股票占所有上市公司股票的70%以上）和香港整体经济的发展。 “城市要发展，不通过转让土地怎么行？”霍英东说。
在经过一系列的考察调研之后，深圳市政府制定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在1987年9月9日，首次以协议方式将一块5321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以106万元出让给一家公司，使用年限为50年。12月1日，深圳首次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一宗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被另一家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得使用权。这一改革举措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容易被误解为“违宪”。这“石破天惊”的一槌，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帷幕，并直接促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次年４月，宪法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文。随后，《土地管理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霍英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过去有传说称他靠‘走私’起家，对此你怎么看？”记者问。
“这个问题我也和霍先生交换过看法，霍先生也在他80高龄之际就此专门发表过声明，实际情况是，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冲破英国殖民者的层层围堵，为国内送来了急需的军需物资，如果说是‘走私’，那是走‘革命的私’，如果要找‘红色资本家’，他就是。”李灏点起一支烟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霍先生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特区２０周年庆典上，当时由于他事务繁多，我们只是在会场上见面，互相问候了一下，没想到那竟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今年高交会期间，我见到了霍英东的儿子霍震寰，他告诉我霍老先生身体不太好，想不到月底霍先生就走了。”
“霍英东是天纵奇才，在商场上他能叱咤风云，而且对体育情有独钟，游泳、网球、高尔夫等方面都很爱好，一些国内和国际上的重要比赛，他都要到场观看，鼓劲助威，对我国体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灏说，“这么多年的交往，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霍英东为什么没有在深圳投资
“我和霍英东先生第一次见面，大概是在1985年左右。”昨日下午，原市政协主席周溪舞对记者说，“在我的第一印象里，他是个质朴、实在的人。”那年霍英东来深圳考察投资环境和项目，周溪舞全程陪同，先后走了大小梅沙、盐田港、大亚湾核电站、上步工业区等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仔仔细细地看，不厌其烦地问，还要做笔记，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看得出，他的确想在深圳寻找投资机会。当时他对深圳迅速发展表示吃惊和肯定，认为深圳投资的软硬件都已初步成形，发展潜力很大。
“但霍英东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在深圳投资呢？”记者问。
“可能与他的投资战略和方针有关。他是大手笔，不喜欢小打小闹。”周溪舞认为，“当时深圳的形势是，高速公路、电站等大项目都有人在做，让他投资个酒店吧，对深圳经济发展起不了多大作用，对他来说也没多大意义。”
“他后来选择了南沙，可南沙当时是块不毛之地，难道深圳的投资环境还不如南沙？”记者问。
“这就是他的战略眼光所在，我说他是大手笔，根据就在此。你知道南沙有多大吗？比深圳的蛇口还大，可当时的深圳，已不可能提供那么大一块土地供他开发了。前不久我曾去南沙看过，那里已建成了一个深水港，其它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完备，可以说南沙已具备了使整个广州重心南移的条件。”
“你的意思是说南沙对广州城市未来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这么说，霍英东当初选择南沙而非深圳，图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想集中力量做一件真正功在后世的大事。当时只有南沙具备让他完成这一战略步骤的可能，不少朋友认为可能因为南沙在他的家乡番禺，他是出于故乡情深，我觉得有这方面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实现他的宏大构想。可以说投资南沙让他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可改变他家乡的面貌，二是可推动广州城市建设的发展，同时，也避免了在深圳和商界同行们拼个你死我活。”
“霍英东先生是改革开放的符号”
11月2日晚，在市人民医院病房，曾先后任市工业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市交通办主任、市长助理的退休老干部孙祯对记者说：“霍英东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
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快20年，但孙祯还清楚地记得1987年的那个日子，时任市交通办主任的他跟随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灏陪同霍英东先生考察福田保税区和沙头角保税区时的情景，霍英东一路非常激动，对保税区的构思非常赞赏。他说，10年后香港要回归，为了避免在经济上带来很大的震荡，必须寻求一个过渡方式，就如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之间有一座大坝，航船要顺利航行，得有一个船闸来调节水位，使上游的船能下来，下游的船能上去，保税区的作用就是这个船闸，而且保税区的建立，省去了外来过境商品的很多中间手续，大大方便了香港与内地的连接和交流。那天在沙头角，霍英东指着对面的香港说，盐田、沙头角与香港一水之隔，盐田与沙头角发展起来了，必然与香港交相辉映，相辅相成。
孙祯说，霍英东是个意志坚强的人，20多年前得了癌症，为了对抗病魔，他从花甲之年起就采用“冰疗”法，结果创造了生命奇迹，让自己的生命又延续了20多年。他在广州捐建了一座大桥，可当地政府却在桥上建收费站收费，引起群众对他的误会，在建设南沙期间，他被当地贪官刁难十余年，可面对这些他忍辱负重，痴心不改，依然无怨无悔投资家乡建设，宽阔胸怀令人钦佩。
霍英东简介
1923年5月生，广东番禺人。
1953年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及有荣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先后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国际足联执委，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3年3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